天主對生命的計劃遭到人的叛逆
背景
維護生命的運動正處於危急關頭，處境岌岌可危，陷入這樣的困境，原因可歸納為：
未完全掌握到那要對抗的邪惡有多大的威力。
缺乏關鍵的策略。
這運動，總的而言沒有得到各基督宗教教會，特別是天主教的全面支持。
參與運動的人往往以為這場鬥爭只是為拯救嬰兒，因而把重點全放於墮胎的問題上，其實這戰役為的是，要維護天主對生命所訂的計劃，而這實際上是需要世上所有人的參與。這關係到每一個人所作的每一個抉擇：是接納抑或是抗拒天主對生命的計劃。
譴責抗孕
在教會還沒有建立以前，天主早已譴責抗孕行為(敖難的故事，創38)。
在1930年之前，所有的基督宗教教會，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，均譴責人工抗孕行為。馬丁路德認為，抗孕「比起亂倫或通姦更為邪惡」[1]。敖難的故事成了這觀點有力的依據。而且，在1930年以前所有的基督新教神學家都一致譴責抗孕。聖奧思定直接引用敖難的故事來譴責抗孕(參閱〈聖潔婚姻 [Casti Connubii]〉，相反基督徒婚姻的惡行)。
基督新教的叛逆
1930年秋天，英國國教在蘭貝斯 (Lambeth) 舉行了主教會議，與會者認為，基於某些特殊境況，抗孕是可以接受的。此舉無疑給邪惡開啟了一扇大門，而這邪惡是世人前所未見的。同年十二月，教宗比約十一世頒布〈聖潔婚姻〉(基督徒的婚姻)通諭，堅持人工抗孕是「可恥和本質惡 (shameful and intrinsically vicious)」。他指出：「沒有任何特殊境況可將夫婦與天主的恩寵相隔絕，藉著恩寵夫婦能獲得堅強，可忠誠地履行他們的使命，保持婚姻應有的聖潔無暇 (chastity unspotted)。」儘管有如此的教導，在隨後的三十年內，蘭貝斯的裁決滲透到大部分的基督新教，而會議所制定具約束性的準則卻逐漸變得蕩然無存。
世俗的叛逆
借助這時代的社會巨變，一股猛漲的力量於1930年應運而生，就是由桑格(Margaret Sanger) 所領導的性革命和節制生育運動，她也是後來「計劃父母職 (Planned Parenthood)」的創始人。桑格，敢言和激烈的基督宗教反對者，竭力主張每一個人，特別是女性，都應享有完全的性自由。她敦促要實施人口控制，尤其於那些她稱之為「不適宜生育」的一伙人中。她持續公開譴責教宗支持的多產的天主教大家庭，她又替婦女因意外懷孕而「淪為奴隸」感到不值，遂激烈地發動攻勢，她的觀點很快就在大眾傳媒、學術界、議會、以致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教會中獲得支持，且得以扎根。
天主教的叛逆
教宗保祿六世於1968年頒布了偉大的〈人類生命 (Humanae Vitae)〉通諭。通諭重申天主對生命的計劃，又給負責任父母職 (responsible parenthood) 一個合乎倫理的定義，並且駁斥抗孕。大部分的天主教平信徒都沒有接受這份通諭。由於得到異見者的支持，當中計有神學家、司鐸、甚至少數主教，平信徒遂漠視教會在這方面的教導，繼續採用抗孕措施，尤其喜用日漸流行的「避孕藥」。不管神職人員是否接納這樣的局面，他們絕大多數在這議題上採取緘默的態度。這樣的緘默究竟付出了什麼代價？
神職人員的緘默需付出代價
緘默的代價就是大多數的會眾都在採用各色各樣的人工抗孕法。教堂長椅坐滿了接受過輸精管切除術、輸卵管結紮、子宫切除術的教徒。女人服避孕藥，男人採用阻隔的方法。社會盛行少子女的細小家庭，子女眾多的大型家庭則愈見稀少。這事實是毋庸置疑的，獨立數據顯示出：從社會不同階層，直到國家層面，生育率都是十分之低。低生育率的情況漫延到國際上，直到全世界。地球上每一個國家的生育率都在持續下降。
天主對生命的計劃夭折了
人類完全脫離正軌的行徑證據確鑿，現今在世上清楚顯示出來。我們已經停止生育繁殖。六十一個國家其生育率是低於置換率。置換率是每一婦女應生養2.1個子女。兩個子女僅足以置換其父母，而0.1個子女則用作彌補初生嬰孩的夭折及沒有生育的婦女。長遠而言，2.1的生育率並不足以繁衍人口，這僅僅可保持原水平的出生率。一些「天主教」國家的生育率是難以置信的低：意大利 (1.2); 西班牙 (1.15); 葡萄牙 (1.37); 而愛爾蘭則是 (1.9)。歐洲平均的生育率大約是1.4。美國是1.99。美國政府對這實際情況完全知悉，預告若按目前 (美國)社會保障制度的形勢計算，即四個有工作的人供養一個接受社會保障金的人，到了2030年，則將會縮減至二供養一。經濟結構不大可能支持這樣的安排。在義大利被埋葬的人比出生的人還要多。俄羅斯的總人口，自1989年起，每年減少500,000。到了廿一世紀末，歐洲人口將會縮減到目前數目的小部分。只接受極少移民的日本，到是2050年將會失去其25% 的人口。我們沒有依從天主的訓示，不僅沒有生育繁殖，也沒有充滿大地。澳大利亞這一個大洲，總面積與美國相約，但人口僅有1千900萬，而美國則有2億8千萬。大部分的南美洲，除大城市外，都是人口稀疏，以致沒有電話的裝備。事實上，一個美國的得克薩斯州已經可以容納整個世上的人口，且每人可佔1000平方英尺，這樣的人口密度是稍稍高過三藩市，但卻低過紐約市的布朗克斯區。
失落於天主的恩寵
那麼，聖神有什麼話要對教會說呢？聖神說：天主充滿愛的生育計劃已被我們自私自利的抗孕計劃所取代。抗孕心態已漫延到教會，其中一個重要的後果就是失落於恩寵。失落於恩寵導致人看不到身邊事物的真相。人失掉了對天主愛的生育計劃應有的敬畏與尊重。父母產生了一種錯誤的恐懼，就是害怕子女的來臨會帶來經濟和情緒上巨大的影響，以致他們甚至認為子女是不受歡迎的。他們不再相信天主自是眷顧者。夫婦關係因不誠實的愛而受到扭曲。
腐壞的果實
六十年代所列舉出避孕藥想要達到的「好處」，至今連一個都沒有實現。然而，與倡導者承諾恰恰相反的卻出現了。避孕藥原意是要減輕夫婦對性關係導致懷孕的憂慮，而使婚姻變得更好；但恰恰相反的卻發生了：因避孕藥的廣泛取用，離婚率從1960年的25 % 升至1980年的50 %。儘管離婚率不斷上升還有其他不同的因素，但我們總不能說，避孕藥有助改善婚姻。阻隔性抗孕其原意是要減低性病的傳染，然而相反的卻發生了。的確，墮胎工廠免費給予客戶避孕藥，因為工廠的負責人心明這實在對生意有利。大約50% 的墮胎案例都是因為所採用的抗孕措施失效。為人墮胎者清楚知道，抗孕措施失效的情況定會發生，因此而懷孕婦女，不管有沒有伴侶，總會尋求墮胎。
教會訓導當局在倫理上所作的教導已得不到原來應有的重視。人們因為不信任教會在抗孕上的倫理教導，以致也不信任她在其他方面的教導，如墮胎。本國(美國)大約有22 % (6億) 的人口是天主教徒。然而，墮胎工廠的統計數字顯示出，天主教婦女的墮胎率與其他非天主教婦女相約。由此看來，作為天主教徒或非天主教徒並沒有什麼分別。墮胎的主根是抗孕。婦女決定要墮胎的所有理由與她選擇抗孕的所有理由是一樣的。隨著抗孕而來的便是墮胎，一如隨白晝而來的是夜晚。
不道德的投票
最後，讓我們來看看政治舞台。在這裡，很多人耗盡不少氣力，在墮胎的議題上努力爭取。人們遊行抗議、揮動旗幡、不斷祈禱、且花費大量金錢作游說，但政治形勢還是節節敗退。抗孕心態是如此的執迷不悟和普遍滲透，以致人們對維護生命的理由並不感興趣，繼而作出不道德的投票。在1992年，全國約44% 投票給克林頓，在有參與投票的天主教徒中，約有44% 投票給克林頓。由此看來，作為天主教徒在這方面並沒有什麼分別。克林頓兩次否決了「成形胎兒墮胎為非法」的法案。在1996年的大選，投票後民調顯示，53% 參與投票的天主教徒投了票給克林頓。在1998年的加利福尼亞州的州長選舉中，58% 的選票是投給格雷．戴維斯 (Gray Davis)的。戴維斯熱衷於推銷他的「支持選擇 (pro-choice)」 (支持墮胎 pro-abortion)這公共政策立場，在贏得出選舉後，他提供數以百萬計美元的州財政預算來撥款支持墮胎工廠。58% 有參與投票的天主教徒選戴維斯為州長。又一次看到，作為天主教徒在這樣的投票事宜上與非天主教徒並沒有分別。相比之下，非天主教的基督新教徒投票選戴維斯的百分率卻稍微較低(47%)，儘管如此，這樣的百分率對維護生命價值依然是很差的見證。百分率應是零！更詳盡的資料和參考統計數字，請參閱「抗孕的騙人技倆」。
在本國，一個最重要維護生命、專門負責游說工作的政治團體，「國家生命權維護會 (the National Right to Life, NRL)」拒絕在抗孕課題上表明立場。看來，他們還是看不清楚自己在死亡文化這大災難上應有的使命。
撒旦的手段
撒旦有意毀滅人類以及天主對生命的計劃。他所用的方法比瘟疫或刀劍更為凌厲。抗孕措施已大大的縮減了人類的數目，比起所有戰爭和疾病所摧毀生命的總和還要多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，在他的通諭〈生命的福音 (Evangelium Vitae)〉中注意到，每當「教會在抗孕上所作的訓導被拒 (rejected)」時，那裡似乎就會有極大的道德衰退。他指出，「抗孕與墮胎經常緊密相連，猶如出於同一樹上的果子 (fruits of the same tree)。」(參閱〈生命的福音〉1-13章)我們不再需要什麼複雜的神學和哲學論據為〈人類生命〉辯解。採取抗孕措施的世代所衍生出的朽壞果子，清楚說明這事實。抗孕屬於死亡文化。
悔改與得救！
為仍有良知的人而言，唯一的回頭路就是悔改和接受天主對生命的計劃。平信徒定要為自己採用抗孕的惡行而悔改。神職人員定要為他們的緘默、不敢直言和錯誤教導而悔改。
策略上的錯失
全美國有300,000個基督宗教的教堂內小講壇，其中19,000個屬天主教的。每一講壇由平均 $200,000(美元)年度預算的堂區組織所支持。算起來全國共有6千萬美元的年度預算。沒有人能說，花費數百萬元計、支持死亡 (pro-death) 的陣營，他們的費用是遠超過維護生命 (pro-life) 的陣營。問題的癥結是，教堂內的講壇經已癱瘓！因此，維護生命的策略若要取得成效，就定必要包括講壇倫理教導的更新和復甦，尤其是關乎以下的倫理課題：天主對生命的計劃；人工抗孕、墮胎以及安樂死的邪惡。
先知性的話
人絕不能戰勝死亡文化，除非人能真心誠意地為抗孕而痛改前非。
補償與救恩
耶穌基督是生命的創造者、生命的治癒者、生命的拯救者、豐盛生命的供養者、和永遠生命的施予者。因此，那些奉召宣講和教導透過耶穌基督而來的救恩之信息，務必要宣講天主對生命的計劃、提醒人要提防任何可能攻擊這計劃的邪惡、以及直接召喚人要為自己因背叛天主對生命的計劃而悔改。
立法
決定選擇天主對生命的計劃的人大多傾向維護生命。若是如此，保護人類不同階段生命的法律則可以順利通過。唯獨到了這一天，抗孕、安樂死、死亡文化才會從人類的歷史中逐漸消逝。[1] Charles D. Provan, The Bible and Birth Control, Monongahelia, PA, Zimmer Printing, 1989, 81.